日前，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宣布与美国政府达成协议，美国政府将向英特尔普通股投资89亿美元，收购该公司9.9%的股份。这一消息在全球地缘政治与技术政治的棋盘上投下了一枚极具象征意义的棋子。此举不仅意味着华盛顿对关键产业的干预已深入到产权层面，更如同一面棱镜，清晰地折射出美国在政府与科技企业关系上所奉行的内外有别的双重标准，及其背后国家利益与私有资本的内在张力。这不仅是对其自身经济信条的修正，更可能预示着全球技术治理范式与大国竞争逻辑的深刻重塑。
撕下“自由市场”的假面
此番美国政府直接入股英特尔，首先构成了对其自身长期信奉并向全球兜售的经济信条的公然“背叛”。数十年来，从“里根经济学”到“华盛顿共识”，美国始终以“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导师自居，将“小政府，大市场”的理念奉为圭臬。在这一话语体系中，政府的角色应是市场的“守夜人”，而非直接下场的“操盘手”。然而，此次动用纳税人的资金成为本国科技领军企业的股东，无异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对私有企业的这种深度国家干预，恰恰是美国在评判他国经济模式时所频繁批判的“国家资本主义”行为，彻底模糊了其一向着力维持的政府与市场间的界限。
在地缘政治博弈中，这种内在矛盾则表现为“严于律人，宽于律己”的双重标准。长期以来，华盛顿无端指责他国的核心说辞之一，便是所谓的政府与科技企业间存在“不正当联系”。因此，当华盛顿自己摇身一变，准备成为本国芯片产业命脉的大股东时，先前其对他国的此类指责就显得苍白无力。它向世界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美国反对的并非国家介入科技产业这一行为本身，而是介入的“主体”不是美国。当服务于其自身霸权利益时，政府与企业的深度关联便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之举”；而当类似情况发生在竞争对手身上时，就是必须予以规制的“地缘政治风险”。
实用主义下的深层博弈
美国政府不惜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也要强势介入私营企业，这一行为折射出美国国家战略利益与其私有资本商业利益之间日益加剧的内在冲突。英特尔本是美国芯片激励政策最大的潜在受益者之一，其在美国本土的扩产计划却屡屡延宕，核心代工业务持续亏损，迫使其不断削减成本。这一切显然与华盛顿期望其引领美国再工业化、巩固半导体全产业链优势的战略目标背道而驰。当产业补贴的“胡萝卜”无法有效驱动私有资本时，直接入股的“大棒”便应运而生。成为大股东，意味着美国政府获得了直接干预企业董事会决策的权力，确保国家战略的优先级能够凌驾于企业的商业利益之上。
事实上，这种以国家意志约束乃至驾驭私有资本的趋势，在近期美国政府的其他重大法案中也已显露无遗。从芯片、比特币到稳定币，这些看似孤立的案例，实际上共同构成了美国建立全球数字霸权的战略企图。无论是通过将比特币纳入美国战略储备来争夺未来数字金融的主导权，还是借由《天才法案》将稳定币市场转化为美债的稳定“蓄水池”，还是成为英特尔的大股东，其内在逻辑是一以贯之的：将私营部门的技术与金融创新更直接、更深度地整合进美国政府的全球战略之中。
政企关系模式的再思考
华盛顿在英特尔问题上的政策转向，为世界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政企关系的契机。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世界上本就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企关系模板。一个国家与其关键企业之间最适宜的互动模式，并非源于外部的某种“标准答案”，而是内生于其历史传统、现实国情、发展阶段和战略目标的独特产物。而评判一种模式优劣的最终标准，也不应是某种意识形态教条，而是其能否有效促进可持续发展、保障经济繁荣并增进民众福祉。
当然，对政企关系的探讨，必须超越形式，直面其背后的战略意图。如果一国政府强化对关键企业的控制，其根本目的在于构筑“小院高墙”，通过掌控产业链关键节点，更有效地对竞争对手进行技术压制、推行零和博弈，那么这种服务于霸权护持的产业政策，就理应受到国际社会的审视与批评。世界需要的，是能够促进全球产业链开放与合作、共同应对技术挑战的政企关系新范式，而非将商业与技术“武器化”、加剧全球分裂的单边主义行径。
总体而言，美国政府入股英特尔究竟将对全球技术竞争格局产生何种深远影响，其开启的国家干预模式能否有效实现其战略目标，仍然有待实践检验。但可以确定的是：未来的全球技术治理，是走向开放合作的共赢之路，还是退回零和博弈的旧式思维，已成为考验各国政府智慧与担当的时代课题。
（作者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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